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但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却惊人一致，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同样，我国唐代文学巨匠杜牧更是在一千多年前说过同样类似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时代之问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如火如荼，各界都在期待着从这场盛宴中分一杯羹。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确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实际上，三农问题一直是各项工作的重心，正因为如此，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界斐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这过程中也出现诸多历史命题和疑问：

• 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工作重心，为何三农问题反倒愈加严峻、城乡差距反倒愈加悬殊？

• 为何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古国，而今只是农业大国而非农业强国？

• 基本农田数量全球前列，但农业收益全球倒数；

• 作为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为何动辄学欧美、日韩，自身理论和实践如此匮乏？

• 执行最为严格的耕地红线为何屡被突破，原因何在？

• 所备受推崇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农业为何一直推进迟缓？

• 历史时期的地主和雇农之间与当前及未来农场主与农业工人之间关系有何区别？

• 过往的农业合作社与当前所倡导的农业合作社有何区别？

• 乡村振兴究竟是渐进式还是跨越式？是否有第三条道路？

•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每个问题都是时代性命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需要去深入探索和解决。

因此，在谈论乡村振兴战略时不能仅就乡村振兴谈乡村振兴，而应有系统性和全局性思维。

二、常识与误区，一步之遥

1、基本农田刚性保护VS粮食价格弹性引导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口子在逐步放开，而基本农田领域则是在进一步收紧，突出的表现为：一方面，对基本农田实行刚性保护要求，设定18亿亩耕地保护目标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放眼全球，中国应该是对基本农田管理要求最为严格的国度；但另一方面，对粮食收购价格则实行市场化运作模式、相对宽松的指导价格和适当的价格补贴，这可以说是极富特色的基本农田双轨制。

在此约束下，出现的实际境况是：基本农田总量全球前列，农业收益和竞争力全球末端；基本农田红线被屡屡突破，尤其是大中城市周边；历年来也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也有相应的战略倾斜，但农田设施使用成效并不显著；种植成本逐年攀升，种植收益逐年下降，农民种粮积极性极大受挫，务农情结丢失。

在此不免发问，一是所谓的粮食安全是否真那么严峻？二是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能否真正保护粮食安全？三是当前的基本农田保护和粮食价格供应是否合理，四是耕地红线的划定是否合理，尤其是作为限定城市和都市区城市增长边界的范围是否合理？

当问题仅局限于个别地区、个别领域时，需关注问题本身，当问题出现于众多地区、多数领域，则需究其根源。对应于当前的基本农田领域则属于系统性问题，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尤其是缺乏对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

首先，保障粮食安全，不在于基本农田的数量，而在于基本农田的质量和实际产出效益。从中国基本农田总量上来说并不少，但并不属于粮食强国。从单位效益产出比较，更远低于日本、韩国等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色列，以极恶劣的气候条件、极少的农田保障整个粮食安全。

其次，应遵循基本农田的经济属性，将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作为控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线，从根本上就是违背农业区位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红线被突破、基本农田功能置换则是必然。

第三，基本农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载体，必然有系统化的框架设计，而当前的基本农田双轨制从根本上就违背经济规律。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采用两个截然相反的轨道，基本农田强计划VS粮食收购强市场，一方面强制范围、强制规模、强制粮食作物种类，更多是侧重于基本农田划定、农田综合整治、所谓的粮食收购保障价、规模化种植和土地流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保护；另一方面又忽略区位、市场、资源、产业等市场化要素，并没有谈如何发展和利用，脱离了发展来谈保护，犹如无本之木，明显与经济规律相悖，既然相悖，就必定不可持续。这也正是多年来中国只是粮食大国，但并非粮食强国，虽然每年统计数据显示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但实际情况又出现大量农田闲置和荒废，粮食价格过低，种粮收益微小，甚至难以为继。虽然有相应的补贴，但对于高企的种植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来说，杯水车薪，加之粮食种植的受自然因素影响和市场行情的操纵，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真正的深层次的激励，基本农田对于农民来说，更多的是作为任务和负担，负重前行，不可能激发内在动力去发展。这也正是农民逐步丢弃土地情结，土地荒置的根本原因，日本能出产每斤上百元的大米，而中国只有几元；国外农产品一路畅销且价格高企，但国内农产品缺价贱且滞销，尤其是难以吃到放心农产品；这实际上是根本性问题，高昂的种植成本，较长的种植周期，潜在的市场风险，过长的流通环节，低廉的价格，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不可能实现盈利，所以说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基本农田的保护，应借鉴大禹治水，并非靠“堵”，关键在“疏”，顺势而为，由此才能真正激发农业和农民的内在活力。

2、理论建构滞后VS实践探索超前

相比较于城市化的成熟理论和实践，以及国内外的丰富案例，且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具有国际的通用性，而乡村振兴作为典型的逆城镇化趋势且具有更加多元和不确定性。实践的前后不一和拿特例当一般、过分地产化、旅游化等，以及各类概念的轮番频繁更替，充分暴露出无论是地方、理论界和实践层面的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薄弱性。

乡村发展规律与城市规律最大区别在于城市是基于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加之巨量人口基础上的巨型空间自系统，能相对独立于外部空间，而乡村则人口规模较小，尤其根本的是基于农业的系统注定村庄一定是与农田和外部的生态好环境所组成的人居环境系统，且不可独立于外部环境系统，以往的乡村规划只是村庄自身的物质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的项目制行动规划和资金挂钩的方式相比以往是巨大进步，田园综合体实现村庄与农田农业的组合又是较大进步，未来的主题板块化或面域经济空间单元或生活圈空间单元或许是更大进步，但不同地区如何界定空间单元尺度大小是问题的关键。

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理论的缺失犹如科技领域对芯片技术的缺失一样，甚至更为明显。理论原本是用于指导实践，但现实恰恰相反，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理论被动地跟着实践走，甚至某种程度上出现理论拖累甚至误导实践的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围绕大农业和小农业长达数十年的论战。所谓的“一村一品”源自于日本，“新农村建设”源自于韩国，等，几乎可以说全是舶来品。盲目的崇洋求外实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同时，源自于国内的实践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集体企业等创新都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实践，而当前的“三权分置”、“土地流转”、“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也则全是来自于行业实践，也并非来自本土原创理论的引领。甚至当前的所谓理论研究，缺乏根植于历史演进脉络梳理、经济规律探索、地方实践经验总结等全面系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缺乏内在的逻辑自洽，更没有抓住乡村的真正规律和本质。

此外，理论缺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乡村规划的短板，突出地表现在自发成长的村庄优于经过规划的村庄、表述上说编制乡村特色的规划，但实际仍是套用城市规划的模板和套路，某种程度上说当前的千村一面、村庄凋敝等问题，规划在其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小历史VS大历史

城市根植于工业文明，乡村则根植于农业文明，因此，谈论乡村必不可脱离农业文明的演进脉络。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不仅仅只是当前所谓言必谈的宗族制。实际上，稍加梳理就会发现，纵观数千年发展，乡村地区发展从未脱离土地、产权关系、技术变革、生产关系、空间组织、文化传承等因素，而且内在有一定的演进逻辑、脉络和规律。

当前的研究中则多是“切片式”研究，鲜有对于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研究，甚至对近几十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和治理等方面的探索也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乡村振兴必然离不开中国几千年农业的变迁，尤其是离不开近代以来的乡村和土地变迁。实际上乡村变迁和乡村建设运动从未终止，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和变迁脉络，只有系统梳理清楚这一脉络，才能知兴替鉴未来。

谈论乡村振兴必须要有大时空观和大格局观。实际上当前国内所学的日韩都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过去上的治理范式、文化传承。我们当前过分迷恋于学习国外，缺乏自我反思和学习，尤其是向历史和经验学习和总结与反思。

4、过分强化乡村治理下的“集体属性”VS过分弱化乡村经营下的“公司属性”

自过去宗族化管理到村民自治，从村庄管理到乡村治理，随着时间推移，对乡村的认识在逐步深化。然而，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随着城镇化冲击，原有的村集体逐渐式微、乡村社会架构面临解构，既有的组织住建松散、管理逐渐滞后，即使在普遍强化乡村治理情况下，这种局面并未有得到根本改观，亟需改变。实际上，乡村最大的特点，除了熟知的熟人社会、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等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乡村属于天然的“公司化”松散经济体，具有天然的公司化属性，比如集体股权、公司化氛围、管理阶层、自组织，这明显区别于城市。

梳理我国乡村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所谓的村庄发展或乡村振兴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公司化治理”的历史逻辑而演变的轨迹。由过渡型或半市场化，到市场化，这实质上就是公司股权结构的演变，典型如小岗村到华西村、南街村再到当今华西村，再到袁家村、鲁家村、无锡田园东方、郝堂村等皆是如此。这其中形成鲜明对比的莫过于华西村和南街村，时至今日，依然有其诸多成功借鉴意义。华西村发展几十年至今势头依然相对强劲，固然有其标杆效应和区位等优势，但自身经营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决定性因素。

5、过分迷恋土地“三权分置”的灵丹妙药效应VS忽略土地财政红利逐渐远去的现实

当前存在的普遍共识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推动土地“三权分置”，好似只要完成土地“三权分置”就能够立刻实现所有的乡村振兴，因此，在实际推动过程中过分注重前端确权而忽略后端运营。这里存在两个巨大的误区，其一，实际上是仍基于过往“土地财政”思维。以往的土地三权分置之所以需求旺盛，是基于土地财政为主导的财政发展模式和增量型城镇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但随着由增量型向存量型转变，甚至某些地区出现减量型，比如内蒙鄂尔多斯等地的空城和遍布县城的产业园区和新区空置，需要进行重新运营和去库存消化存量，加之之前的城镇规划所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上已经超越，反倒是城镇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过量，需要各地之间进行跨区域交易，随着未来进入存量甚至部分地区的减量时代来临，过往的靠土地交易能否持续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其二，错将资产等同于资本，资产本身不产生价值，只有成为资本才能真正创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将乡村振兴过程就是乡村资产资本化的过程。而当前乡村地区存在最大的窘境是，有资产与无实际资产代言人，更无资产运营人，确权之后有现实的资产有权益人，但是没有真正有能力的能够实现资产升值的人。

依照前述的乡村“公司化属性”分析，三权分置只是完成了乡村土地进入市场的门槛，只是实现了土地进入市场交易，只是万里路途第一步，交易之后如何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主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后端的运营。各地乡村真正进入了同一起跑线，之后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实现第一桶金之后，如何实现资产增值和运营这是最大挑战，而且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实际上村庄的资产仍很有限，如何撬动资产杠杆，更重要的是实现战略突破，这是巨大挑战。最典型的莫过于乡镇、县城以及城市，实际上土地都已经进入一级市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各地之间千差万别，核心就在于是否懂得运营，也正如公司一样，不同公司，不同领导者或者不同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向下，境况截然不同。

三、可预见的未来

1、“沙漏”模型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就问题谈问题的多，缺乏统一的逻辑脉络，尤其是贯穿始终的量化指标为主线，多描述性和碎片化。分析乡村振兴不能仅就问题谈问题，必须要有系统化思维，从而才能进行系统全面的顶层化设计和具体化路径。

实质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精髓就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空间层面的“人—土地—产业”三项基本要素，另一条是围绕制度层面的“户籍—土地—经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其本质就是围绕两个维度的不同要素在城和乡之间的数列组合，并且在逐步演变过程中。形象化来看，也就是类似于计时的“沙漏”，人、土地、产业的实体要素逐步由乡向城流动，而制度则是瓶颈，随着时间推移，瓶颈在逐步放开，要素流通越来越流畅，空间和经济组合形式更多元，尤其是当前阶段应该说各要素和各制度都处于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自然会孕育不同的空间和经济。

2、公司化

拿特例当一般，这是当前乡村振兴中较大特色或者叫弊端。近年来，各类所谓成功案例很多，但为何从未能够出现类似小岗村、华西村等类似，能够全国层面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案例。即使是曾经一度大热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最后也都逐步趋于平静。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未找寻到能针对广大地区，尤其是一般性地区，这才是关乎全局的根本。通过前面分析，乡村振兴过程实质是资产资本化、股份制化的过程，未来的乡村治理必然走向公司化治理。个人认为，当前提出实现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则是公司治理能力现代化。

原来的村庄管理更多依靠思想和精神层面的激励，相比较来说管理和经济成本最低，同时是基于本村为基本单位的内部和满足基本的生产需要，是内向型；当前及未来，则可以通过公司化治理和股权激励，一方面保障成员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股权分红激励，更多是通过物质层面激励，这与之前是最大区别，并且可以允许多个集体并购重组或股权市场跨边界交易，实际上当前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和流转已经开始尝试，未来不仅局限于用地指标，而是更广泛领域的交易和运作。

当前所提的土地“三权分置”，从公司治理角度只是完成了公司和股权架构的基础，真正的核心仍是发展，尤其是对于数以万计的村庄中如何整合自身资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同时，在公司化治理过程中，引入职业经理人，现代公司治理体系，避免公司家族化、政企不分等弊端，从而真正激活乡村地区活力。

3、集群化OR簇群化

在肯定了乡村的公司属性基础上，能够看到乡村与公司另一个重要共性则是空间上集群化、簇群化。正如公司由最初的点状，到发展为集群化、簇群化，成为集团或企业集群。同样，考察各地乡村空间经济发展，从空间单元上来看，也是以一个自然村为基点，逐次展开，最终是几个村为整体板块化发展，进而带动镇域和县域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说，县域经济就是镇域经济，就是乡村板块经济（山地丘陵区的沟域经济）等，典型如“苏南经济”、“珠三角模式”、“鄢陵模式”、“寿光模式”、“栾川模式”、“袁家村”、“田园东方”等，皆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景区、企业、产业、城市等皆是如此，或许集群才是空间的真正规律和本质。

因此，可以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集群”。正如企业集群的核心在于培育集群创新核，乡村集群的核心也在培育创新核、培育发起点，典型示范，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乡村集群的空间尺度把握是关键，实则是数个村落组成的板块状村庄聚落的组合，几个村庄组成的空间单元，这明显区别于以往简单的以单个村庄来推动的村庄体系模式，由此也可以佐证为何十年前推动的村镇体系规划无法实质推动开展下去，同时也可以得出所谓的“一村一品”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可以说是误导。

乡村另一个最大特征是点小量多面状簇群状空间分布，且距离相近，相邻的均质化明显，这与城镇尤其是城市差异明显，因此，更进一步支撑了乡村组合空间单元来规划的必要性，且从历史上也有众多这样的案例，合肥的九龙攒珠、福建的客家土楼、广东开平的碉楼等，都是几个或多个村庄的组合，正如放大空间尺度的城市之间组成城市群来抱团取暖是同样道理，因此，这也要求对以往以单个乡村为单位分别编制乡村规划的思路进行转变。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的城乡融合，最典型的是都市区内的融合，最都市化和最乡村化的在空间上最集聚于一体，该地区内的乡村类项目投资实际上是高投资强度的项目类型，不同于普通乡村地区，应该区分都市区内的城乡融合与非都市区内的城乡融合，特征不同，发展模式自然不同。

4、圈层化

乡村振兴的推动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呈现圈层化趋势，从宏观层面是东中西的依次推进，这从地方实践中已经得到印证。中微观层面则首要地区是都市区，其次是边远山区，最后是中间层。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最为典型的代表载体为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美丽乡村等，而这些类型中最为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大多数分布于都市区内或周边，诸如杭州特色小镇、陕西袁家村、蓝城、无锡田园东方、安吉美丽乡村、成都多利农庄、长沙浔龙河艺术小镇等都呈现这样的规律，也就是说最先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是大都市区周边、紧邻景区、矿区、资源富集区或发展轴带或门户地区，其次是严格生态保护区或条件较差区，整体搬迁，剩余的第三种为一般地区，基本农田和大规模农业发展模式，实际上前面几种地区内村庄本身就具有先天优势，即使不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照样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反倒是最后一种的中间层乡村地区最为尴尬。

同时，从农业区位论和基本经济规律分析，农业自内向外逐步呈现高附加值的都市型农业、中附加值特色型农业、低附加值传统农业的圈层化分布特征，而当前的永久基本农田都布局于大城市增长边界周边，实际上是违背经济规律和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这也就是为何耕地红线被屡屡突破的根本原因。

5、功能化

基本农田关系粮食安全，关系温饱基本需求，就该采取统购统销模式，既然作为兜底任务，可以将粮食主产区集中于几个人口大省区，统一成立农业开发投资公司，吸收该区农民为正式员工，统一工资和社会保障。目前地方虽有农业开发公司则主要侧重于前端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且近几十年来对此投资巨大，但成效甚微，事倍功半，农民并未获利且抵触情绪较大，说明该思路有问题。同时，当前虽划出基本农田，但大多已经荒废，实质是资源浪费，并且近年来推动的所谓土地流转，但也举步维艰，原因在于只能种粮食，效益太低，也是荒废，必须要有新的突破。

正如对于退耕还林、环湖的生态环境补偿和碳汇交易一样，实际上对于基本农田和基本粮食作物种植更应该有相应的口粮补偿做法，甚至是口粮税，作为作物地理标志地区的重点补偿。

6、融合化

融合化将是未来乡村振兴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趋势。这里所提的融合，除了经常提到的城乡融合和一二三产融合，还包括三农之间融合，村庄空间与村域空间融合。三农之间的融合，不再是以往彼此孤立化的三农问题，而是由关注农村的点到农村和农田和城的线面的融合；由关注单个村到关注几个村所组成的主题板块重大转变；也不能单纯以村庄或乡镇的边界来单一思维的线性思维转变。乡村振兴的最大核心是三农，三农的核心是农，农业最大特征是有空间增长极限边界。